《書緣與人緣》

口述歷史是作者用功最勤、最為人稱道的一項工作，在完成胡適、李宗仁、顧維鈞等人的口述自傳時，作者和他們的關係也從「書緣」進到「人緣」，他曾自述「使我獲益最多，和了解『胡適』最深入的部分，還是胡公認為是”off the record”（紀錄以外）的那一部分了」，其中種種有情味的事情，亦可從本書中略窺一二。

另外，作者也是寫序的行家，《胡適雜憶》一書原就是為《胡適口述自傳》寫的序，胡適的傳沒有給人們留下什麼深刻印象，可是那個序讀之令人銘記於心，久久難以忘懷。而應學生傅虹林之請，為出版的博士論文《張學良的政治生涯》所寫的序〈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將一位集「花花公子和政治家、軍事家」於一身的「張少帥」，寫得無比鮮活，其中關於張氏父子與西安事變的若干立論，仍是理解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本書為作者有關傳記、書評諸類文章的彙編。作者以其夾議夾述的獨特文風，充滿比興，成語俚語甚或古奧的典故，隨手拈來，涉筆成趣，警句、格言、反諷、隱喻、俏皮話，層出不窮，使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海外有人譽之為「唐派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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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唐德剛（一九二○～二○○九）
  
  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安徽省合肥縣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憶》（中文版）、《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張學良口述歷史》、《五十年代底塵埃》、《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戰爭與愛情》（遠流）等書，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病逝美國舊金山，享壽八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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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緣與人緣－目錄導覽說明

• 序／胡菊人
  
  自序
  
  胡適時代，捲土重來
  ──胡適先生逝世二十五週年紀念演講會講稿之一
  
  胡學前瞻
  ──《胡適秘藏書信選》再版序
  
  千家駒論胡適
  
  胡適父親鐵花先生無頭屍疑案
  ──重讀適之先生《四十自述》有感
  
  〈芻議〉再議
  ──重讀適之先生〈文學改良芻議〉
  〈附錄〉文學改良芻議／胡適
  
  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
  ──序傅虹霖女士《張學良的政治生涯》
  
  張學良將軍的赤子之心
  
  民國史「每兩月一章」
  
  廣陵散從此絕矣
  ──敬悼顧維鈞先生
  
  《顧維鈞回憶錄》的撰寫秘史
  
  「西安事變」、「六一事變」五十週年
  ──兼談劉廷芳「說服蔣介石先生的一段內幕」
  
  錢昌照與劉廷芳
  ──「口述歷史」側記
  
  關於朱經農與劉廷芳兩函
  
  代劉廷芳先生說幾句話
  
  泰山頹矣
  ──敬悼岳丈吳開先先生
  
  《滬上往事細說從頭》遲來的導論
  ──珊瑚壩迎候吳開先感賦詩史釋
  
  「以一人敵一國」
  ──為劉紹唐先生創辦《傳記文學》二十年而作
  
  最大的阿Ｑ，最兇的閻王！
  ──試論《傳記文學》的責任
  
  楊振寧?傳記文學?瓦礫壩
  ──賀《傳記文學》創刊二十五週年
  
  陳其寬畫學看記
  ──兼論國畫現代化
  
  又是一部才女書
  ──讀何慶華著《紅星下的故國》
  
  書中人語
  ──序劉著《渺渺唐山》
  
  父子之間
  ──殷志鵬博士編著《三地書》序
  
  王瑩是怎樣「回國」的
  
  白馬社的舊詩詞
  ──重讀黃克蓀譯《魯拜集》
  
  知客和尚的「十一字真言」
  ──集「印象、半抽象、抽象、無象」於一身的卓以玉
  
  「紐約東方畫廊」觀畫記感
  ──十大畫家，永不再有
  
  讀三老「感逝」詩
  
  《淺探》底淺探
  ──朱文長著《唐詩淺探》讀後
  
  我的氣功經驗說
  ──從一泓止水到手舞足蹈
  
  「公子哥」和「老闆娘」
  
  「我犯罪了！並無解說。」
  ──向謝扶公與蘇阿姨致意
  
  

自序

記得胡適之先生以前告訴我他讀書和作文的要訣。他說讀書有心得，一定要寫下來。寫下來之後，才能變成你自己的知識。

胡老師這句話，真是深得我心。因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體驗。回憶自己的青少年期，我識字不久，便由雙親和塾師的引導，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寫日常見聞和讀書札記很自然的就會變成「日記」的一部分。真的，寫日記、札記最能幫助記憶。縱是忘記了，也能一索即得。

寫讀書心得的小品，其內容有的是選自人家的著作，有的則是自己的意見。世態所見既多，書又讀得五花八門，札記也就寫得七零八落。長的札記往往變成一篇小論文，乃至自我欣賞的小創作，最短的則可能只是一兩句雋語名言。閱讀的範圍漸次擴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末下筆的興趣也就隨遇而安了。

抗戰期間讀大學，害了「發表慾」，每把這些小札記，分類編纂，然後按其性質，分別向有不同好惡的報刊上去投稿。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腸而又有相同好惡底編輯們採納了，並寄來少許稿費。在那一碗豬肝麵便立刻可以減輕夜盲的歲月裏，小小的稿酬，實在是大大的鼓勵──漂母一飯，終生難忘。

大學畢業後，在海內外也做過一陣子期刊編輯什麼的。助編、合編、輪編、主編都幹過。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之末，在民主聖人胡適之的策動之下，我們十來個碩士博士者流，為著宣揚民主、提倡新學，曾在美國紐約辦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做《海外論壇》，由大家「輪編」。那時海外作家既少，又發不起稿費，本社社員停筆不寫，外界就拉不到稿子。為趕印刷限期，輪編者就只好自己動筆了。最糟的稿荒時期，有時甚至從頭到尾，從社論到副刊，往往出於一人手筆。在這一窘迫情況之下，有寫雜文習慣的人就可大派用場了。

我們籌辦《海外論壇》的原始目的，本是針對時艱，提倡民主。這家小刊物，雖然胡適之、雷儆寰諸前輩對它都呵護備至──雷先生竟把它列為《自由中國》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論壇》的本身確是一樁很痛苦、很深刻的失敗經驗──它失敗的基本原因是起於中國知識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傳統劣根性。古人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事實上正相反。中國知識分子之「絕」，是我們對下既能發「令」，對上也善於「受命」。可是我們彼此之間卻不能「平等合作」。我們平等合作的結果必然落得個「拳腳交加」（像台灣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鈴控告」。所謂「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個個都是「單幹戶」。單幹戶找不到「伙伴」（company），組織不了「公司」（company），《海外論壇》也就關門了。

「提倡民主政治？」我們生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配嗎？」──這問題太大了，學問太深了。哪是「全盤西化」這四個字可以解決得了的？個人自慚不學，自慚淺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漢語來寫「時文」了。是「失敗主義」在作祟吧，一停筆便幾乎停了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個短時間。任何一種文字，你如丟下二十年，重提筆桿你會覺得這枝筆其重無比；用這枝重筆你也會寫得別字連篇。

既然拋荒二十年，為什麼又重董舊業、再作馮婦呢？這就不能不感激劉紹唐、胡菊人這兩位與我有「相同好惡」的大編輯了。

紹唐最初派給我的是一項中文翻譯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寫的《胡適自傳》翻譯成漢語。這項翻譯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幹的。但是這位長於辭令、善於派工作的劉傳記卻說，胡適是位歷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師，別人如把他的英文自傳譯糟了，你不好說，同時對你也不太好。我仔細想想紹唐之言實在大有道理，心裏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翻譯自己的著作上），最後還是承擔下來了。一翻兩年，竟然變成劉傳記「野史館」內的「野史作家」了。「野史」原是寫不盡的。在紹唐兄不斷的鼓勵和領導之下，胡適傳記之外，歷年治史心得，想到適之老師「寫下來」之遺訓，一時亦竟如脫韁野馬，一發難收，十餘年來又寫了數十萬言。

這些不成系統的隨筆札記之作，值不值得選輯成書、保留下來？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個人數十年之所學，不及先師適之先生之什一。胡適二十來歲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從心所欲不逾矩，一輩子沒有變動，死而後已。然而我這個不爭氣的學生，雖已年逾古稀，而思想卻時時「逾矩」。個人學殖淺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數十年來歷經憂患，國破家亡，閱歷之多也一言難盡，而古今中外，名儒碩彥又插架琳琅，做到老、學到老，我掌握過幾家學說呢？值此諸子起、百家爭鳴的開放年代，余小子如不知輕重，自覺對國事民生已掌握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豈非妄自尊大？

我個人雖不敢說像梁任公「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然在此十年千變的大時代中，不斷觀察、不斷思考、不斷摸索、不斷讀書的求答案心情，則數十年未稍輟也。既然尚在摸索，難成一家之言，則「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選集就更是犯不著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

但是「人」畢竟是社會動物。你自己個人之外，還有家庭、親友和社會大眾對你的影響。劉紹唐先生是我的摯友、編者和發行人。多少年來，他一直要為我出本「唐氏四書」（因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書）；而我個人則因為事忙人懶，始終把好友諍言當成耳邊風，沒有抽出時間，和他認真合作。

最近我的另一位老友陳宏正先生也要替我「出書」。他這出書的行動，比我這位疏懶的作者本人，更要認真十倍。宏正是一位有至高成就的企業家，而近年來在海峽兩岸的文化界卻是無人不知的怪傑和「文化大護法」。他把他辛勤得來的企業利潤，不用之於吃喝玩樂（他個人生活實在簡樸不堪），而用之於文化事業──尤其是推動「胡適學」的研究。近年來海峽兩岸所召開大型的有關胡適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演會」、「論文競賽」和「胡適百歲紀念郵票」之發行等等，幾乎都是陳君一手推動的。在這「七十子亡而大義乖」的沉悶時代，胡老師地下有知，對這位與他毫無關係的小崇拜者的義舉，該會由衷的感激吧。宏正知道我是一個頗招物議的「胡適小門生」，因而他也就極力勸我把零星舊作，拼起來「出書」。他甚至主動地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編好目錄，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盡。我的這些不成系統的舊作，泰半都是在《傳記文學》上發表的，《傳記文學》享有版權；劉紹唐兄乃請該社執事先生再事搜羅，由紹唐親自主持，分編為兩卷。有關史學與紅學者，編入《史學與紅學》；有關傳記、書評諸纇，則編入《書緣與人緣》。這兩卷書名也是紹唐代取的。

傳記文學社諸執事都是當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們不但把拙著雜文編排妥當，並打出清樣，三校竣事，登出預告。如撳動電鈕，則旦夕之間便已書在坊間矣。然社長先生客氣，純為禮貌問題，他要我這位作者於出版前看一下大樣。孰知他卻高看我這個馬虎文人。我把這萬事俱備的出版樣品帶回了美國。一旦走入課堂，教起書來，便把我自己的書稿擱下了，一誤經年。

紹唐知我拖拉的個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則是個著重效率的現代企業家，他對我催書則函電交馳。有些對我過譽的讀者，看見預告之後，也寫了些熱情洋溢的催書信函，讀之令我臉紅。本年十月，我又攜眷返台。自知實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樣稿揹到北京、揹到瀋陽和避暑山莊，最後揹回台北，原封未動的還了劉紹唐。

紹唐沒有責我。然而我自己卻每好事後自悔自責。承兩位老友及讀者如此高看，而我個人則「不識抬舉」一至於此。因此寫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頭賠罪。並向愛護我的讀者們報告這兩本拙著遲遲出版的來龍去脈，敬祈海涵，並請嚴厲指教。

至於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書《中國之惑》，那就更說來話長了。

我認識菊人三十多年了。在五十年代末期，他還是個青年。那時他和他那位美麗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們「海外論壇社」在香港編輯發行的總代理。我和他二人真是魚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宮」極好。後來他和另一位甜蜜美麗而多才的劉美美嫂結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極好的朋友，我們三家仍保持著通家之好，直至今天。

《海外論壇》之後，當菊人接編《明報月刊》時，不久我們又有了職業上的聯繫。原來我在五十年代末期曾寫了一部《李宗仁回憶錄》的中文底稿（是專給李宗仁看的）。這一底稿後來由於李宗仁自美「潛逃」而被哥倫比亞大學所「查封」。一封十餘年。至七十年代中期哥大當局恩高德厚，竟將原稿發還予我，並允許我「覓商出版」。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線了。

菊人這時正主編《明報月刊》而譽滿海外。他得到有關李稿的消息乃爭取該稿的首印權和連載權。我們雙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當局則因此稿部頭太大、複印困難而遲遲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點失望的情況下，我們也時時提起了《海外論壇》的往事。菊人說，暫時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單獨替《明月》寫寫稿子嘛。

這是一九七六年的春末。也是「無巧不成書」，我這時剛有位搞圖書館的朋友送我一本大陸上（文革時代）官方出版、「內部發行」、每本書都編有特別號碼的「秘籍」，叫《毛澤東思想萬歲》，分上下兩卷，都百餘萬言。

這本大書太精采了。它所記載的才是貨真價實的「毛澤東思想」，它所規劃的才是具有原來面目、亂頭粗服的土老兒毛澤東。這本「禁書」太可愛了，以它和坊間精裝的《毛澤東選集》相比，則《毛選》只是一部裝模作樣、令人作嘔的偽書。

愛不忍釋之餘，這年暑假我攜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攜此書為唯一「度假書」。當妻女去市場購物、樂園玩耍或夜晚就寢之後，我就陪「毛主席」娓娓傾談了。這本書是毛皇帝晚年的「實錄」。毛氏晚年被人捧昏了，不知自己多麼睿智偉大。信心大了，嘴巴也大了。原先作詩還怕人笑話。作起來講四聲、工對仗，不敢馬虎。現在「放屁」也可入詩了。以前談馬列、攻胡適還吞吞吐吐，序
胡菊人

唐德剛先生把他的文章交遠流出版，承出版社的游奇惠小姐叫我寫序，我答應了。此次出版一共兩部，就是《史學與紅學》與《書緣與人緣》。猶記得在二十多年前，我為唐先生的《五十年代底塵埃》寫序，那是他的散文集，我還在《明報月刊》工作，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壯年時期，此後歷經《中報》和《中報月刊》，再經《百姓半月刊》，至今退休在溫哥華，真是歲月滄桑。如今讀唐德剛先生這些文章，感到像是讀歷史一樣，然而又不像是在讀歷史，卻是像觀劇一樣，慨作者唐德剛先生，寫歷史猶如重現人物和事件，使讀者讀來有如親身目擊。

這是很不容易的，這種成就，來自於作者也喜歡文學，並且也曾從事文學創作，像他早期所寫的散文，也就是《海外論壇》上的文章，便是他的文學創作，收在《五十年代底塵埃》一書裏。現在這本《史學與紅學》則是學術著作，談的是重大的歷史事件，由於作者唐德剛的文筆有文學筆底，寫得靈活，因而讓讀者不忍停下來，這就是文學筆法的功勞。

作者在本書裏特別有〈文學與口述歷史〉的文章以及〈小說和歷史〉的講稿，據作者的見解，歷史和小說是很難分別的，以魯迅所創造的阿Ｑ為例，社會上本來並無阿Ｑ其人，可是又似乎是實有其人，每個中國人都有阿Ｑ的特性，所以作者說「歷史是根據實人實事所寫的社會現象，小說則是根據實有的社會現象而創造出的虛人虛事，二者是一個銅元的兩面。」

作者創作了一部六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那是記述他的友人所說的大陸見聞，都是實人實事，衹是格於這位友人的要求，不能用真名和實地，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開始，在紐約《北美日報》連載。這是作者所言歷史與小說有時候不可分的證明，因為除了人名和地名之外，所說的都是事實，完全符合作者所說「小說則是根據實有的社會現象而創造出的虛人虛事」的通則。

《戰爭與愛情》這部小說，是說中國大陸上的人和事的，是從事實來反映中共的治國之道，充滿辛酸與離奇，而本書卻不是小說，而是論述，但論述當中卻可讀性甚高。其中〈「惑」在哪裏？──簡論中共政權四十年〉及〈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底秦漢根源──一九八七年在西安「周秦漢唐史學研討會」宣讀之論文〉，難得的是，雖然是在西安，唐先生仍照直講話，批評馬克思主義及中共之史學觀，是極為難得的。例如說：「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中有許多概念，例如『階級鬥爭』，便是中世紀『上帝』這一絕對真理的延續。概念既然絕對化，衹容『信仰』，不許『探索』，則科學就變成了神學。」這樣大膽的說話，是要有學術求真的勇氣的。

唐先生雖然在美國紐約居住了數十年，然而對於中國卻是一刻也不能忘情，這固然是生為中國人的應有之義，然而如果中國不能興盛，沒有民主和自由，於海外的中國人也是心裏不安的。因此，在中共政權四十年的日子，便不得不發而為文，寫成〈「惑」在哪裏？──簡論中共政權四十年〉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裏，作者直斥毛澤東個人崇拜之不是。

作者是歷史學家，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紐約市立大學教書，而在哥大之時就負責口述歷史的工作，曾獲胡適、李宗仁、顧維鈞等親自口述其生平，這是非常有價值的。本書收輯有〈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一篇迄未發表的《李宗仁回憶錄》中文版代序〉，撰述《李宗仁回憶錄》事成及出版的經過。李宗仁能有機會暢談他的歷史故事，成為他晚年最重視並快樂的事件。如果不是唐德剛先生主其事，李宗仁能夠暢所欲言、深自欣慰的機會就沒有了，李宗仁與中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唐先生是做了很有意義的工作。

《李宗仁回憶錄》是唯一有中文稿的，其他的哥大口述自傳，包括胡適、孔祥熙、陳立夫、顧維鈞、張發奎蔣廷獻、陳光甫、蔣彝、吳國楨、李漢魂、何廉等人，均無中文稿，這是唐德剛先生個人循李宗仁之請，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額外工作」。然而，無論英文稿及中文稿之出版，都經過相當的周折，作者在文中已經詳細的說明經過，在此就不複述了。

不過，有一點卻不能不敘述的，卻是李宗仁的口述跟胡適的絕不相同。胡適是一位「無徵不信」、「九分證據不講十分話」的大學者、考據家，所以他向唐先生所講的話，絕大部分是可信的，可以照錄的。但李宗仁的口述卻不然，他「信口開河，不能入書」，但他有堅強的信心，認為他所講的，無一不可以寫下。這就要唐先生先做說服的工作。唐先生是用了極大的耐性，心平氣和，轉彎抹角，慢慢解釋。把與史實不符的地方，全給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寫而補充之。最初因為箍得太多，他老人家有點怏怏然，但是經過唐先生的耐心解釋，李宗仁後來也接受了。我們可以想想，這一定費了唐先生的許多功夫，而像唐先生這樣精通近代史、而又有資料可以稽查的人，才能勝任，否則，口述歷史的人又怎能心服口服呢？

李宗仁是不應回到中國的，在毛澤東治下的歲月返回中國，實是愚蠢之極，然而李宗仁畢竟於一九六五年七月間回去了，回去的那一天及其後的數天，當然熱鬧，成為世界性的轟動新聞，北京方面亦由毛、周歡讌並妥為照顧。然而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中共內部是非常緊張的，而李宗仁夫婦完全不知。及至幾個月之後文革發生，李宗仁就被利用了。

據說，文革一起，李宗仁被迫交出「名單」，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竟被稱為「國特」，一度被判「死刑」，而李宗仁本人竟是被慢性毒藥毒死的。此說如果屬實，真是千古奇冤。因此，李宗仁夫婦如果留在美國，或再等遲至文革發生之後，看中共更能清楚一些當不至蒙此不白之冤不幸李宗仁以為毛澤東的世界是新世界，他回去以後又可能有高職位，可以貽養天年，結果卒成悲劇。

除了《李宗仁回憶錄》的成書過程做了清楚的交代以外，有篇文章也值得一提，這便是〈殺一個文明容易建一個文明很難－－對漢字拉丁化的意見〉一文，這是唐先生的講演，由湯晏先生整理的。在這篇講演中，唐先生是反對漢字拉丁化的，認為是「這是大膽假設，但沒有小心求證，太誇大了，太渲染了。這種說法，我以前相信，但自從哥倫比亞大學轉來紐約市立大學教書後，就不再相信了。」

作者舉出了很有說服力的例證，是令人欽佩的。其中以羊字為例，英語裏羊總稱為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叫l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中文我們一看字組便知字義，但在拼音文字裏便各個字不同，令人難以記認。而且主張漢字拉丁化的理由是方塊字不能搞電腦，作者認為似是而非。唐先生這篇演講作於一九八一年的年末，電腦之漢字化已經實現。唐先生以幽默的口吻說：「如果一定要廢漢字，則辦法很多，但漢字拉丁化或拼音化方案是最不足取的一種辦法，是最壞的一種途徑。因為創造一個拼音文字很難，不如來學一種現成的拼音語言，來得更方便。」這最後一點意見是消滅中文、否棄中文了，當然為唐先生所不取。

本書還有多篇文章未及一一介紹，如論述《紅樓夢》的著作，如論讀《資治通鑑》，以及論《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及桃園縣的「下中農」的生活，等等，都是極可一讀的文章。前面說過，唐先生文筆好，極枯躁的題目也寫得十分動人，容易閱讀，這種優點是極難得的，而每篇每個問題都是為人關心的，足以為我們解惑，這是作者的高明之處。

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溫哥華

語言：中文繁體
規格：平裝
分級：普級
開數：25開15*21cm
頁數：368

出版地：台灣